发布时间： 2024-03-04 20:58:45 | 作者: 爱游戏官网网页版入口
旅法伊朗籍女性动画导演玛嘉·莎塔琵的作品《我在伊朗长大》（又名《茉莉人生》）的主角是成长于推翻巴列维王朝起义、革命、两伊战争中的个体生命，是被囚禁在一个又一个概念中的伊朗人民。全片充满着这样的无力感：普通人终其一生都没办法摆脱宏大荒谬造成的阴影。本文是一篇2008年《视与听》杂志刊登的短小导演访谈，关注了影片最具特色的孩童视角、视觉元素、地缘背景，以及影片在全球上映后来自伊朗方面的阻力与风波。
《我在伊朗长大》原本是一部漫画小说，作者玛嘉·莎塔琵（Marjane Satrapi）在书中透过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伊朗革命。不过，这一个故事电影版本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漫画书。
《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 2007）改编自玛嘉·莎塔琵的同名自传性质漫画小说，讲述的是1979年伊朗革命前后一个在德黑兰长大的小女孩的故事，由玛嘉·莎塔琵和文森特·帕兰德（Vincent Paronnaud）共同执导。
影片的叙事穿梭游荡于过去和现在、伊朗和欧洲之间，创造出一幅生动的流亡生活画卷。影片的女主角玛姬就像当代的桃乐茜一样在彩色和黑白画面中穿行，但本片的彩色元素有着毫不相同的意义：《绿野仙踪》（The Wizard Oz, 1939）是由黑白的普通牧场慢慢地过渡到一个奇幻的特艺彩色世界，这个彩色的世界里有稻草人和胆小的狮子；而《我在伊朗长大》的彩色部分则代表玛姬当下所身处的机场休息区，代表一种漂泊无依的存在状态。
导演莎塔琵说：「很难把十六年间的生活压缩进90分钟的故事。很多观众以为彩色画面代表欧洲生活，黑白画面代表伊朗生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彩色并不意味着幸福，它更像是一个标识，让观众明白影片是在使用倒叙手法。」
影片开始于长大后的玛姬在巴黎奥利机场候机，她从不离手的香烟升腾起的烟雾将她的思绪带回到革命前的伊朗。
在接下来的二维黑白动画中，我们正真看到了孩提时代的玛姬在父母的公寓里手舞足蹈，炫耀她在李小龙那看来的中国功夫。玛姬的母亲塔姬（凯瑟琳·德纳芙配音）和父亲埃比（西蒙·阿布卡瑞安配音）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翘首盼望着伊朗国王沙赫倒台，盼望着自由到来的那一天，她的祖母（由90岁的达尼埃尔·达里约配音）也不断向玛姬传达一些类似的观念。
当革命来临时，年轻人纷纷走上街道、充满银幕，人群喧嚣，人们向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扔石块，更多的烟升起，沙赫政府的人向人群发射催泪弹。「一开始，这是一场众望所归的革命，」莎塔琵说道，「直到我们在学校里被迫戴头巾时，我才知道发生了变故。这是可怖的变化，但那时我们只是孩子，还能以开意识形态的玩笑为乐。不久后，两伊战争就爆发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在希望被慢慢升起的恐惧吞没的时刻，《我在伊朗长大》这种「老派」的手绘二维动画的效果最为生动，贴切地表现出当时的背景：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在萨达姆·侯赛因背靠西方势力的攻击之后，为巩固统治，用黑色罩袍和恐怖统治笼罩住整个国家。
莎塔琵和帕兰德（法国地下漫画家，常以笔名Winshluss发表作品）巧妙地设置了一组对比：一边是玛姬和她同学们的日常经历，只是她们如今都纷纷戴上头巾，只露出一个个椭圆形的脸蛋；另一边是政权残忍的清洗行动，大胡子们到处暗杀。影片对殉难的伊朗年轻人的描绘同样令人心碎，他们脖子上挂着通往天堂的塑料钥匙，被扔到前线：战场上遥远的杂音被空洞的尸体爆炸声覆盖，最后的画面定格在一个士兵被炸死、灵魂从地面上升起的一瞬间，他伸展开的四肢被一个卡波式燃烧弹包围。
小玛姬政治上的成熟是在和安卢叔叔的谈话中完成的，安卢叔叔是一个者，永远处在监禁或逃亡中，他给玛姬讲了很多有关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莎塔琵让年幼的玛姬幻想自己能与之父对话，由此避开了枯燥的政治说教。白发垂髫的马克思让人想到圣诞老人和上帝，玛姬依偎在马克思和上帝身旁的白云间，两位老者努力帮助玛姬重新树立起对人类的信心。
莎塔琵说，「我不相信人可以用一种形式的狂热主义去对抗另一种形式的狂热主义。我们一定要依靠逻辑和实用主义。如果说狂热主义的目标是按下一个按钮，煽动人的情感，那么反狂热主义的目标应当是反过来。如果狂热主义者声称自己有一切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提出问题。」
在《我在伊朗长大》和卡洛斯·雷加达斯（Carlos Reygadas）的《寂静之光》（Silent Light, 2007）一同摘得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后，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文化顾问对法国提出了谴责，指责他们煽动恐惧。
在此之前几天，附属于伊朗政府的法拉比电影基金会（Farabi Cinema Foundation）负责人致函法国驻德黑兰文化专员，称这部有法国背景的影片是「对革命成果、功绩的非真实呈现」。
据报道，在伊朗驻泰国大使馆的施压下，《我在伊朗长大》被选为曼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的决定被撤回；该片在黎巴嫩也被禁止上映，因害怕它在支持者间引起骚乱（黎巴嫩最大的政党在伊朗的帮助下成立）。据尼中心公关负责人马哈茂德·巴巴雷萨称，2007年早一点的时候，该片在德黑兰的两个文化中心获得了放映许可，为的是消除「媒体围绕这部影片所制造的幻觉」。
事实上，《我在伊朗长大》与其说是反伊朗，还不如说是一曲莎塔琵对家乡土地由衷的礼赞。如果非要说有冒犯性的话，那也是对收容她的欧洲来说更明显，在宏观层面上，英国在伊朗的内政问题中难逃其咎，影片里也有这样的画面：一个像牵线木偶一样的英国间谍在背后操纵沙赫国王的父亲夺权。
在个人微观层面上，为了不被伊朗当局找麻烦，玛姬十四岁就被父母送去了维也纳的法语私立中学，但她发现那里尽是种族主义者和无聊的人，和从前的德黑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在德黑兰，亲朋好友们会偷偷举行非法聚会，大家饮酒作乐，黑市上有人卖走私进来的平克·弗洛伊德磁带。
「离开伊朗之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多派对，」莎塔琵说。「在法国，聚会就是围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论政治：没有吃的，没有舞蹈，没有音乐，什么也没有。在伊朗我们会先去做头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准备很多吃的喝的。但至于和思想自由，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我不能做我自己，如果我必须每天对自己撒谎，那我没法在此生活。这是我离开的原因。」
莎塔琵现在生活在巴黎，《我在伊朗长大》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法国电影。影片在她的公寓兼工作室制作完成，由法方投资，并用法语配音，尽管也有为英美院线准备的英语版，由西恩·潘（Sean Penn）和伊基·波普（Iggy Pop）合配。
《我在伊朗长大》还打败了法国著名歌手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的传记片《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 2007），代表法国参加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在一个少数族裔与本土居民关系原本比较紧张的国家，莎塔琵的成功是有必要注意一下的。「这代表法国人已经意识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权利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她说。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莎塔琵有时候很严肃，有些时候又很俏皮，她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好像对身份、剥夺的思忖和对东京自动化厕所的赞叹是差不多的事，过一会儿又突然躲去通风口旁的桌子下点烟。影片最终也超越了它所描绘的黯淡，为伊朗和伊朗人带去一抹亮色，在最后一幕，沁润祖母的茉莉花香弥漫在整个银幕，花瓣像瀑布流淌而下。
影片和漫画书的名字Persepolis直译过来是「波斯波利斯」，这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公元前六世纪由大流士一世建立，后来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至于为何需要选这一个名字，莎塔琵说，「你必须要求助于一些历史的深度，才能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革命前，我们的祖国有国王，有王后，还有飞毯。1979年以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革命卫士，飞毯变成了炮弹。我们人民则被困在这些概念中。」
不过最后，不拘常法的她还是补充了一句，为何需要选「波斯波利斯」作为漫画书的书名——「还在于好记。」